本期受訪者：周海昌，國光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以下簡稱“周董”。

貧窮可怕，但努力仍有希望

小編：周總您好，感謝您抽出時間參與今天的訪談。首先，我想了解一下您的成長經歷。您初中就讀于華師附中，中考也取得數學滿分的成績。請問，支撐您在青年時期發奮刻苦的精神動力是什么？

周董

我想這與我父親的激勵密不可分。我的父親出生在一個非常貧窮的鄉下，那個地方水都沒有。為了補貼家用，我父親7歲就在一個藥材店做小工打掃衛生及做雜工。藥材店老板人很好，教他認字讀書，父親學得也很認真。

16歲那年，為了糊口，父親跟著村里的年輕人一起去當兵。那時候的人都是文盲，整個連隊，除了連長沒有人懂字的。但我父親可以寫字，所以連長就經常讓他讀上級一些文件，每個月也要寫帳，就這樣慢慢做起了文書工作，由于他的字寫得工整，后來也幸運地得到了更高級別軍官的賞識調到上一級當文書了。再后來在他的師長親筆寫推薦信下，父親去黃埔軍校當學員畢業后當軍官了。

老爸的經歷告訴我，貧窮固然可怕，但是你如果自己能努力，還是能抓住機遇、邁向成功。那時為了省油晚飯后都不點燈，別人當童工晚上就睡覺，他就在晚上有月亮的時候跟著老板對著月亮學寫字，這種刻苦的精神也影響和激勵了我。

小編：您在16歲時成為一名人民公社社員。從學生到農民，您是怎樣適應身份轉變的呢？

周董

我所在的學校叫華師附中，教育還是挺好的。學校在我們畢業前，用了半年時間教育我們，要“一顆紅心，兩手準備”。能讀書就讀，不能讀書就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到最艱苦的地方。

我們那時很單純，如果讀不了書，就去當農民也可以。中國那么多農民，別人能干，我們也應該能干。那里的條件確實艱苦，我們在大城市里長大的，可到了南方到處是水田的農村，不能穿鞋子，赤著腳跟農民一起干活。我們那個時候好像心態還挺好的，沒有什么埋怨，干得還挺開心的。

我所在的農村，之前是沒有電的，在我下鄉之前一個月才剛剛通電。因此幾乎沒有人懂電工知識，所以我業余時間就經常幫他們干電工的活兒。

其實我很小的時候就愛好電工，我從小學四年級開始就裝電子管收音機，到六年級的時候就裝好七管的電子管收音機了。因為熱愛電工，所以不管是在農村修理電燈，還是防洪抗旱安裝水泵，我都很容易上手。

勤勉刻苦，酸洗工也能做廠長

小編：您從1971年進入國光之后，做過很多不同的工種。這種工作經歷對未來從事領導崗位有什么樣的幫助呢？

周董

這種經歷對我后來當了領導是非常有幫助的。我有一個特點，就是干一行愛一行。如果我后來不當總經理的話，一直在電鍍班，我相信我現在會是一個全國有名的電鍍工程師。

我到電鍍班后，一開始就是做酸洗工，將零部件上的鐵銹用強酸洗掉再交給下一道工序的工人，這是最苦的工作。后面學習化驗，檢驗電鍍液的各種成分，一步步當上了工藝員，成為整個電鍍車間的大師傅。我進廠的時候，很多工藝文件還是蘇聯的老一套，后來我們廠發展了一些新的電鍍技術，我也開始主動編寫國光的電鍍工藝文件了。

后來我當了零部件車間主任，車間有很多機加工設備分布在八個班組，各種車床、磨床、沖床、紙盆和支片制造設備、電鍍和噴漆設施等等，要學習這些設備的操作規程和生產工藝，那幾年我學到很多東西。因為你要管得好，就要把每一種零件的加工工藝首先學會。懂得它的工藝，你才能搞技術革新，搞好安全生產和提高效率的管理，直到現在，我也非常熟悉這些機械加工。就是因為有這個經歷，之后才能夠制定非常接地氣的管理措施，因為我是在用工人的心態設計這些制度，因此規章制度也很容易落地實施。

我初中畢業就去當知青了，我深知文化水平低將會導致我很難成為一個工程師或管理者。1971年我進入國光廠時還沒恢復高考，但社會已開始撥亂反正開辦一些業余夜校了，我用了十一年的業余時間，全部晚上和所有星期天都到業務學校上課。我先用二年時間補習高中課程，之后用二年讀了電化學中專，之后再讀了一個大專分折化學和一個大專漢語言文學，再花三年讀完工商管理并取得碩士學位。這其中有多辛苦可以想象，但隨著知識的增長又會有更多的歡樂,知識的增長幫助了我此后事業的進步。

實事求是，用發展倒逼改革

小編：您在1988年在國光推行中外合資模式，這一改革對公司的發展有什么重要意義？

周董

我認為當年國外的管理體制相對于國內的計劃經濟模式，有以下幾個優點：

第一個就是董事會取代了廠長的一言堂。公司怎么干，戰略怎么規劃，不是廠長一個人說了算，也不是工業局說了算，而是必須要通過董事會去評估能不能干，應該怎么干。

第二個就是對投資的風險評估。過去計劃經濟那一套，就是上面給你一個什么計劃，讓你投資一個什么東西。也沒有什么嚴格的評估，你就去干，失敗了也就失敗了。

但是引進合資的機制以后，必須要有市場的評估的機制。這個東西投下去以后有沒有市場，有沒有客戶；如果有的話，有多少量？這個東西投下去以后，將來哪些因素會對生產的成本產生影響？匯率波動對這個投資有多少影響？等等，這些都需要科學評估。

從管理角度上來說，當時國有企業的職工工資取決于工齡，但是外企發放的工資完全基于對每一個崗位進行嚴格的評估。我施行中外合資以后，首先也引入了這個崗位工資的概念，所以一下子就調動人的積極性。這也促使大家都努力去學習，提高技術水平，爭取干那些重要的、技術含量高的崗位。

小編：在2000年，國光自此正式變為民營企業。您當時為了動員職工購置股權都付出了哪些努力？

周董

那時候已經當了十二年的總經理了，我認為我對市場與客戶是非常了解的。我首先告訴員工們，這個行當競爭非常激烈，如果要國光能在競爭中戰勝對手，就一定要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所以這個事情最好員工參與，員工做主，員工說話，而不是讓國資委去說話。

此外，我也和員工們講了市場的前景，因為我很熟悉客戶跟市場，對國光很有信心，對未來的市場也看好。股改以后，我有信心帶領大家將國光更好地發展下去，大家也能安心在國光干一輩子。

但現實問題是，大家的工資一直就不高，如果買的股以后無法上市，豈不就是一張廢紙？

對此，我呼吁大家放心去買，你們買不完的我全包了，哪怕借錢也包了，這樣就讓大家有信心，因為我周海昌最后可以全部把它買下來。

在這種氛圍下，員工們努力籌錢去買，最后員工買了超過70%。剩下的28%左右，我借錢都買下來了。這個風險也很大的，萬一國光上不了市，那我每年還的利息都不得了，退休金都要用來還利息。但是最后的結果是好的——大家很努力，國光上市了，企業受益了，我也受益了。

本期采訪者：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本科生段浩然

電聲英才計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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