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觀點

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充分肯定了十八大以來我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取得的重大成績，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并以“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嶄新論斷為新時代作了基本判斷。當前，我國文化產業已經躍入一個以數字化和網絡化為先導的全新發展階段，我們必須認清新形勢、拿出新思路、制定新戰略，打造更多富含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基因的產品，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系統、全面的技術支撐，使千千萬萬普通大眾參與到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事業中來。

新形勢：我國文化產業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加快構建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體制機制。”十八大以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進入“新階段”，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文化產業出現了重大的結構變化，數字文化產業部門呈現爆發式增長，并升格為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十二五”以來，與文化產業整體增速持續下降相反，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相關的文化部門出現爆發式增長。如果沒有數字文化產業相關部門的超常增長，就不可能有中國文化產業整體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率。此外，數字文化產業部門已經開始推動文化產業與國民經濟各個產業的“跨界融合”，并間接推動整個國民經濟實現轉型升級，在推動中國社會發展走出“工業化”階段、走向“后工業化”階段的過程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也將“數字創意產業”納入五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中。

其次，文化體制改革全面深化，文化發展的基礎和動力機制發生轉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提出了“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這一總方針，以“文化市場”取代“文化產業”成為黨和國家最高政策文件中有關文化政策部分的第一主題詞，標志著我國文化發展的基礎和動力機制的轉換——從以產業政策推動為主，市場內生動力為輔的階段，走向以開放市場、調動市場內生動力為主，以產業政策干預推動為輔的新階段。有關部門為此出臺和修訂了一大批文化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持續改善了文化企事業單位的發展環境。根據權威數據，近年來我國新注冊企業呈暴漲趨勢，截至2017年6月底，我國文化及相關產業企業數量超過322萬戶，同比增長22.4%，比全國企業數量平均增數高出3.1個百分點。在市場環境大為改觀的情況下，中國出現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局面，文化產業在創新領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再次，文化政策體系創新發展，“文化—科技—金融”三元動力結構基本成型。近年來，在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這個總體目標下，在逐步完善的文化市場環境中，我國已經形成了全新的文化政策系統。除了工商、稅收等完善市場體系、改善“營商環境”的政策之外，我們還形成了適應“供給側改革”新形勢和文化科技融合新發展要求的新型文化政策系統，即“文化—科技—金融”三元動力結構。這一政策系統極大地推動了產業發展，并且有效地拓展了市場空間。文化科技融合是新時期國家推動數字文化產業發展的主要政策抓手，全面對接國家“互聯網+”戰略，全面創新網絡文學、網絡音樂、網絡電影等新型業態，對國家文化產業發展形成“雙輪驅動”之勢；文化金融合作是十八大以來國家完善文化要素市場建設的核心政策，也為文化科技融合而生的文化產業重大創新領域的超常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金融科技則在很大程度上為“文化科技融合”與“文化金融合作”兩大政策提供了一條穩定的“底邊”，使得相關政策能夠落地并充分發揮作用。

新思路：重新認識文化生態、文化生產、文化傳承形勢

近年來，由于數字文化產業部門的超常發展，以及數字創意產業的浮出水面，我國文化產業已經躍入一個以數字化和網絡化為先導的全新發展階段，這是一個需要以新技術為基礎、以新業態為引領、以新理念和新思路加以應對的新形勢。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創新生產經營機制，完善文化經濟政策，培育新型文化業態”。面向未來，我們要有新思路。

其一，重新認識文化生態環境。由于數字技術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網絡內容已經構成了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主要內容，互聯網服務公司已經成為最大的文化內容提供商和渠道運營商。這就形成了一個由兩大體系構成的全新的文化生態環境：一個是由政府主導的、以廣電等傳統媒體為主要載體、以在地硬件設施為主要形式的傳統文化服務體系；另一個是以民間力量為主導的、以新興媒體為主要載體的、以在線內容為主要形式的現代文化服務體系。這兩大體系相互配套、相互支撐、日益融合，形成了全新的文化生態環境。

其二，重新認識文化生產體系。從某種意義上講，只是在最近10年中，我們才掀開了“新興文化產業”發展的嶄新一頁，開始打造一個基于數字和網絡技術的、以前不曾想象的系統：這個系統顛覆了傳統文化產業“線性的”再生產體系，代之以網絡化和智能化的系統。在這個全新的系統中，生產者和消費者相互融合，專業化生產者（PGC）和非專業化生產者（UGC）相互合作，文化產業和實體經濟相互滲透，形成“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之勢。此外，由于數字技術的進步，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文化內容的創造者從小規模專業作者向大規模業余作者遷移的局面。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接觸到任何人類文化成果，消費或是參與生產任何文化產品。

其三，重新認識文化傳承形勢。“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引發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浪潮，將打造新一代文化資源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問題推向前臺。就技術能力而言，目前可以服務于驟然出現的大規模文化內容創造人群的公共基礎設施還沒有形成。當非專業人群成為內容生產主角，海量內容以令人驚嘆的速度生產出來之時，那些延續數千年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是否能夠得到很好地傳承？

對此，我們需要重新認識這一文化傳承新形勢，盡快建立起有效服務于個人創意活動的，新一代數字化、智能化的文化基礎設施，為個人提供豐富多樣的民族民間文化資源的智能化服務，與創意設計等專業化生產服務力量相結合，使幾千年的優秀文化從田野、課堂、圖書館、博物館中走出來、活起來，進入生活、走向世界。

新戰略：國家文化基因工程

十九大報告指出，十八大以來，我國的“公共文化服務水平不斷提高，文藝創作持續繁榮，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蓬勃發展”。此前，習近平同志圍繞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從各個側面展開了一系列精辟論述，其中最為核心的思想就是“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習近平同志還多次在講話中使用“文化基因”“精神基因”等詞語來描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文化基因”概念作為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理論基礎，也為我們建設新一代數字化、智能化文化基礎設施指明了方向。

我們可以將新一代文化基礎設施稱為“國家文化基因工程”。“文化基因”既是承載中華民族優秀思想理念、道德規范、人文精神的“基本粒子”，也是對新一輪文化資源數字化技術系統的科學概括。前者是文化概念，后者是技術概念；前者是傳承目的，后者是實現手段。文化資源數字化是上世紀末以來歐美國家提出的、應對全球性數字技術和傳媒匯流發展挑戰的國家戰略性基礎設施工程。目前，這一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在技術上已經進入到“素材化”“大數據化”以及“智能應用”的階段，形成了以“文化基因”為核心理念的技術系統。

文化基因承載著燦爛文明，延續著歷史文脈，維系著民族精神。通過采集并搭建文化素材庫，以文化基因提取、挖掘與智能分析來繪制文化基因圖譜，打造更多富含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基因的數字內容產品，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系統、全面的技術支撐，使千千萬萬的普通大眾參與到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事業中來。

（作者張曉明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上海戲劇學院世界城市文化協同創新中心講座教授）